治学报国：民国时期的统计留学生

本文于2021年7月发表在《统计研究》第38卷第7期；此后，作者对文章内容又进行了扩充和修订，授权发布在统计之都。¹

民国时期留学生对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理念、知识和技术方法，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先驱作用居功至伟。近年来，在对民国留学生群体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针对各学科留学生进行细化研究的趋势，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时有问世。相比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现状，对于统计留学生的研究尚未引起学术界关注，或许与其人数较少有关。民国初期，现代数理统计方法开始传入我国，后在英美等国回国留学生的推动下，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在国内产生了愈发积极而深入的影响。统计留学生的规模尚无确切的统计数据，据笔者目前研究所见，不过数十人而已，然而这个群体取得的学术成就，足以比肩国际同等水平，治学报国的家国情怀更是留给后辈学人的宝贵财富。

一、民国时期统计留学生概况

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民国时期统计留学生有两类，一类专门研究数理统计方法，如许宝騄、唐培经、徐钟济、魏宗舒等博士生和一批硕士研究生，另一类是在席卷所有科学领域的统计应用革命中，利用统计学方法研究生物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问题的应用统计留学生。他们在获得学位回国后继续从事数理统计或应用统计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本文将二者统称为统计留学生。之所以不单纯以所获学位名称、而以博士论文是否主要应用了统计方法作为判断是否属于统计留学生的标准，并进一步将之区分为统计方法研究的和统计应用研究的两部分，分别归纳其学术特色、贡献，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统计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应用学科，很多学科将统计方法作为研究的主要工具，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普遍存在，一个教授兼跨两个以上研究领域、甚至被两个学系同时聘任的现象并不罕见，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恰道克（Robert Chaddock）；二是在我国现今统计学研究生培养中，仍然是理学学位、经济学学位、医学学位三足鼎立。

本文主要以袁同礼先生1960年代初编著的《中国留美、留欧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为依据，加以分类和归纳，以散见于其他文献资料的信息为补充，笔者整理出统计留学生基本信息，按获取学位时间顺序如表1和表2 所示。

民国统计留学生是留学生中的精英存在。首先从数量上看，仅以博士生而论，华美协进社1934年经过两次增补后刊发的《中国留美学生硕博士论文目录》共收录1902-1931年博士论文题目357篇，南开大学教授元青等（2017）通过梳理袁同礼《中国留美、留欧同学博士论文目录》，确认20世纪上半期留美博士论文共计1323篇；而笔者目前主要以同样依据搜集到的留美统计博士论文仅仅27篇。足见，民国时期，统计学是一个相对冷门的专业选择，在美国如此，欧洲各国亦如此。令人称道的是，这样一个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不具有优势的群体中，涌现出令世界统计学界为之瞩目的杰出人才，奠定了我国近代统计学科以及教育事业的较高起点，在祖国积贫积弱乃至民族危亡之际，学以致用，治学报国，统计留学生群体的学术贡献和家国情怀，都值得深入挖掘、研究和弘扬光大。

其次，从毕业学校分析，统计留学生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在留学国家乃至国际上声名显赫的大学，其中不乏所学专业属于世界学科顶尖的大学。在27名应用统计博士生中，6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4人毕业于哈佛大学、1人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人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在专门学习统计方法的6位博士留学生、10位硕士留学生中，8人选择在当时有世界统计科学中心之称的伦敦大学学院、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人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该校至今在世界医学研究领域堪称翘楚；3人毕业于巴黎大学，该校也是法国统计学教育与研究的渊薮。

二、统计方法研究：从名师，创一流

1938年以前，世界的统计科学中心在英国，高尔顿（Francis Galton）、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费希尔(Ronald A Fisher)、耐曼（Jerzy Neyman）、小皮尔逊（Egon S Pearson）等统计先驱都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1901年伦敦大学学院创办了国际上第一份统计学学术刊物Biometrika,1911年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应用统计学系，成为有志于统计研究的学生、学者向往的学术圣地。在每年仅有几个研究生招生名额的情况下，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竟有5位中国留学生在这里学习，其中吴定良、唐培经、许宝騄获得伦敦大学学院的博士学位，他们在这里接受了最前沿的统计思想、最先进的研究成果、最完备的专业训练，在世界上最集中的一批富有智慧和探索精神的导师身上，感受到统计学的魅力和榜样的力量。而他们自身的卓越才华和为科学奉献的精神，同样为世界统计学进步贡献了中国力量，至今仍是所在学校的骄傲。

吴定良（1894-1969），江苏金坛县人，生物统计学家、体质人类学家。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为国立东南大学）毕业，1924年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统计硕士学位，1926年转到伦敦大学学院应用统计学系，师从卡尔·皮尔逊，1928 年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1929年北京猿人第一个化石头盖骨的发现，震惊世界，也促发了吴定量钻研体质人类学，跟随皮尔逊在“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室”(Biometric and Galton Laboratories)继续工作。吴定良研究能力突出，频有成果问世，在1926-1934年英国留学期间，他先后在国际著名学术杂志 Biometrika、英国皇家学会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剑桥大学 Philosophical Magazine 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1929 年 12 月在 Biometrika 刊登的《相关率显著性查阅表》，对统计学相关分析的研究和广泛应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吴定良与导师卡尔·皮尔逊合作的论文《人体内特有骨骼的形态测量学特点的进一步调查》被后续研究者认为是当时热门研究话题生物测量学的开端，《依据头盖骨的尺寸对亚洲人种的初步分类》《人类面部骨骼扁平度的生物统计学研究》《人类颧骨的生物统计学研究》等多篇论文，“对头骨的形态学特点、人种学特征、测量方法等作了详尽的阐述，特别是在面骨扁平度的测量方法上有新的创造，被各国人类学家所采用，一直沿用至今，并被列为生物测量学和人类学学生的参考书目和文献”（袁卫和李扬，2019）。吴定良的突出成就为统计学界所认同，1931年，吴定良和英国著名统计学家费希尔等21人同时被推选为国际统计学会会员，是该学会历史上第一位中国会员，成为我国首位有国际影响的统计学家。

继吴定良之后，又一位金坛人氏，也是吴定良东南大学的校友，来到伦敦大学学院应用统计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他就是唐培经。唐培经（1903-1988），1927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数学系，1929年至1934年任教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34年到伦敦大学学院，师从耐曼教授，1937年获统计学博士学位。学有所成的唐培经，在非中心F分布对方差分析检验功效函数方面作出了贡献，后被聘为美国衣阿华州立学院教授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技术顾问。

同时期在伦敦大学学院应用统计系的另一位中国留学生许宝騄（1910-1970），在国内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化学系、清华大学数学系，1936年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学院高尔顿实验室和应用统计学系攻读数理统计，同时还在剑桥大学学习，1938年获伦敦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1940年获剑桥大学科学博士学位。许宝騄深受耐曼青睐，被视为耐曼最优秀的学生。1938年许宝騄在耐曼和皮尔逊的《统计研究报告》第二卷上发表论文《Student分布理论用于两样本问题》，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领域暂露头角，其研究方法后来被称为“许方法”，其后更以在大数定律、中心极限定理、统计推断、方差分析等多领域富有建树的突破性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早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数学家和统计学家。

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新的世界统计中心正在形成。先是密歇根大学，接着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密歇根大学在30年代初建设了世界上设备最完备的统计实验室，拥有藏书客观的数学和统计学图书馆，亨利·卡佛教授（Carver H）于1930年在此创办了统计学术刊物《数理统计年刊》²，密歇根大学吸引着一批富有才华、孜孜以求的中国统计留学生，仅在1935-1936年间，该校数学系即有戴世光、杨西孟、邹依仁同时攻读数理统计硕士学位。他们的前辈校友刘大钧（1891-1962），早在1911年就在该校攻读经济学和统计学，1915年获得学士学位（数理统计学方向）。回国后刘大钧历任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国民政府统计处处长、统计局局长,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中国代表等职。刘大钧1930年倡导成立中国统计学社，任第一届委员会主席，与马寅初、何廉、方显廷并称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

三、统计应用研究：读名校，重实际

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使国家摆脱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命运，是留学生在学术追求之外更为深远的宿命，而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与学习其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成果同样重要。统计学的实验设计、假设检验等方法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基本工具，以科学依据和数理基础作为支撑，同时可以排除主观成见，从而得到客观精确的结果。统计学作为一种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视，从而推动了应用统计学的发展。统计学的强大能量同样激发了中国留学生用统计学理论与方法引导社会科学研究的雄心，中国现实问题和鲜活详实的材料支撑了他们的学术探索，产出了一批高水准的应用统计学博士论文，为中国现实问题研究贡献了有理有据有利的解决方案，堪称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一）统计学应用于心理学

实验设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使得统计学与心理学的联系较其他社会科学更为紧密，统计学在心理学中的应用也早于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以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的心理学著作《心理物理学原理》问世为标志，现代统计方法早在1860年就开始在心理学中应用并助力心理学的发展。本文表1所收入的运用统计学进行研究的中国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博士生有5位，分别是陆志韦，192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博士，论文题目《遗忘的条件》；朱君毅，192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论文题目《中国留美学生：成功的要素》；李昂，192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论文题目《记忆力与智力的实验研究》；艾伟，1925年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论文题目《学习中文时影响因素分析》；沈有乾，1926年获得斯坦佛大学心理学博士，论文题目《眼睛移动的研究》。

朱君毅（1892-1963），浙江省江山县人，1910年考取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生。1916年秋赴美，获霍普金斯大学教育系学士学位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师从爱德华·L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专攻教育心理学与教育统计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桑代克主张采用智力测量和标准化的教育测验研究，朱君毅意识到大量留学生在美国求学，产生了诸多的心理问题，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朱君毅希望他的研究可以为此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帮助改进留美预备教育和选拔留学生的方法。朱君毅的论文受到桑代克关于对教育科学进行定量研究的主张的影响，并从其清华好友吴宓的一项工作中获得了灵感。吴宓1917年在清华学校文案处编辑了《游美回国同学录》（Who's Who of American Returned Students），收录了二百七八十位清华留美回国学生的英文、汉文小传，附录包括省籍、所习之学科、在美国所毕业之大学、所得学位、回国后及编撰同学录时的职业等统计表。以此为基础，朱君毅将研究样本扩大到664名中国留美学生，凭借出色的统计学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朱君毅设定了一系列分析指标，利用大量的统计分析量表，对中国留美学生的学术能力、领导能力、英文能力、中文能力等四种能力经过“同伴评价”（the judgment of associates），得出“成功”的结果，将该结果与高中成绩、大学成绩、个人情况、留学时间一一加以对比，得出了四种能力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与留学时间之间的相关性，进而对国内中英文能力的培养、留美期限、留美生出国前应具备的学历学识等提出了建议和主张。朱君毅（1922）认为，在留学预备阶段应更加重视英文能力的培养；但是在早期要打下比较牢固的中文基础，然后再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英文，努力达到熟练的阅读和表达水平；派出学生以在国内已经获得学士学位或者具有同等学力者为宜，此举有利于节省留学经费、增强留学生对祖国的认同感、对本民族文化和文明的认同感以及报效祖国的使命感。这篇论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研究过程中就广受关注，1922年经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此后几次再版，流传较广，是早期留学生研究的重要文献。

（二）统计学应用于社会学

统计留学生的社会学博士论文体现了以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为目的的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陈达的劳工问题研究，直面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社会改良特色非常显著，是中国早期社会学人类学的里程碑作品。

陈达（1892-1975），1912-1916年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学习，1916-1918年在美国波仑市立德学院学习，获得学士学位，191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以《中国移民之劳工状况》一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该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印制，作为政府相关部门的研究参考。1948年，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的陈达被推选为国际统计学会会员，是继吴定良之后中国第二位国际统计学会会员。陈达（1923）的博士论文共十章，分别阐述了中国移民概况，包括中国移民的历史、去向、原因与方式及相关法律问题；分析了广东、福建、山东、直隶各省以及宁波、温州等主要移民流出地区的自然条件、地域文化和民众习性、生产力水平；从历史、经济、社会诸方面，分析了中国移民与劳工对移民流入地区和国家所做的贡献，最后分别对侨居国政府、中国移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该论文是中国最早的关于中国移民与劳工问题的学术专著，其所涉及内容之广泛、资料之详实、影响之深远，在民国社会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达的论文用单独的一章回顾了自7世纪以来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密切的人员与经济联系以及历代中央政权对台湾地区的主权行使，还记载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等历史事件，用充分的史料表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三）统计学应用于经济学

就各种社会科学与统计方法的关系而论，关系最深和应用最广的，首推经济学，其原因在于“经济现象系以价格为中心，经货币量计的结果，差不多全可以用数字来描写，因此统计方法在经济科学方面的应用最广”（戴世光，1947）。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复相关分析方法、物价指数方法以及数理推论、统计资料推演等在经济学研究中得到充分应用，这一特征在统计留学生的博士论文中有同样的表现。厉德寅（1902-1976），193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相关理论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统计学中的应用》，就颇具代表性，论文综述了自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经济领域有重要应用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方差分析以及时间序列分析的历史及其最新进展，重点讨论了这些统计方法在经济领域应用的条件、应用的范围，乃至避免误用的问题，整篇文章共422页，成为经济领域后学学习经济统计的经典文献。

在27篇应用统计学博士论文中，半数是研究经济问题，涉及农业、人口统计、财政金融、对外贸易、薪酬与成本、价格等领域，其中研究中国农业和人口问题的有9篇，显示了留学生对中国这个传统农业大国、人口大国根本问题的热切关注。唐启宇和赵才标都是康奈尔大学博士，对于农业问题长期保持浓厚兴趣和深入钻研，具有深厚扎实的学术积累。唐启宇(1896-1977)，在金陵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华农学会，1920年金陵大学农科毕业后赴美留学，1921年获得乔治亚大学棉作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赵才标（1903-1961），硕士、博士阶段均在康奈尔大学研究农业经济，硕士论文是“1930年安徽霍山县121个农场的短期贷款研究”。赵才标1920年赴美留学前即撰文《吾国之农业与农业之学生责任》，疾呼欧战之后，世界文明之趋势将改军国主义支配为经济主义支配，而农业为立国之本。文章列举我国农林畜牧棉花生丝茶叶各业之全面落后状况、与世界强国之差距，呼吁农业振兴有赖于学习农业的学生，务实求学，勤于实践，积累经验，使农业日臻发达。

唐启宇认为，中国农业的任何变化都将对整个世界的农业产生重大影响，有必要对中国农业问题进行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考察。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农业经济研究》分为六章，从农业历史、农业环境、土地问题、外贸与物价、主要农业产业、农业教育与政策等方面综合考察中国农业经济状况，认为目前中国在从自给自足的农业向商品化农业转变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应该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建立一套全国性的、让生产者能切实获利的农业政策，论文进而分析了影响农业政策的诸多经济因素。与唐启宇的综合性研究相对应，赵才标的论文《中国12省粮食产量的统计分析》通过对中国12个省内近三千个农场作物产量的统计分析，暴露出中国农业生产中存在单位产量低、农场面积小、人畜力使用率低等种种问题，为此，提出了培育良种、使用机器、发展牲畜养殖、改良教育等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建议措施（元青和王金龙，2018）。

四、统计学人的家国情怀

社会学家潘光旦（1930）曾撰文痛陈中国学者不讲求研究方法，“统计学之不讲求在今日之中国犹属一普遍之现象”，疾呼如果不加以改变，则“行见学问之日不如人，而将永作西方文化之寄生虫矣”。所幸这一现象随着统计留学生的努力有所改观，很多留学生回国后，首选到高校担任教职，开设相关专业课程，为现代统计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统计人才的培养躬身实践，为统计学科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注入了新动力，对逐步改变旧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大有裨益。

（一）开设统计学相关课程

赵人儁、陈达之于清华大学，朱君毅、艾伟之于东南大学，何廉之于南开大学，金国宝、李蕃之于复旦大学，厉德寅、唐培经之于中央大学，徐钟济之于重庆大学，都是统计课程和教学体系的先行者。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许宝騄、杨西孟、戴世光同时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许宝騄在理学院算学系，开设微积分、微分几何、近世代数、富里哀级数与积分等课程，还首次在国内高校中开设了数理统计课程，杨西孟和戴世光则在法商学院经济系开设初级统计、高级统计、人口统计、经济统计等统计学系列课程，二人教学各有所长，杨偏重数学理论，戴偏重应用。到1947年前，各大学商学院、农学院、教育或师范学院普遍将初级统计学列为必修科，将应用统计学，如经济统计学、商务统计学、农业统计学、生物统计学、教育统计学、社会统计学、政治统计学、生命统计学、医学统计学等列为必修科或者选修科；统计学系、教育学系、心理学系等将高等统计学列为必修科；统计学系或会计学系中的统计组则将数理统计学列为必修科。

（二）翻译编撰统计学书籍

翻译国外统计学著作，编撰统计学教材，是统计留学生传播、引介统计学的另一种重要手段。1922年朱君毅取得博士学位后，即与梅贻琦、沈隽淇等结伴取道欧洲，赴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考察教育事业，并合写《欧洲经验谈》，介绍西欧各国教育制度。回国后就任东南大学教育系教授，1926年改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主任。朱君毅著述和译著颇丰，相继出版了《统计与测验名词英汉对照表》（1923，商务印书馆）、《教育统计学》（1926，商务印书馆）、《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1932，中华书局）、《教育测验与统计》（1933）、《统计学概要》（1948，正中书局）等著作，翻译了《教育统计学纲要》《心理学与教育之统计法》《统计方法大纲》等国外论著。

自1925年被聘为东南大学（后受聘中央大学）教授，艾伟为教育系、心理系讲授统计学课程，在推动教育统计、心理统计、卫生统计等课程建设同时，将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为《高级统计学》一书，1933年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当时最完备的教育统计学教材，广为利用。艾伟非常重视宣扬统计学作为科学工具的功能，在著述中阐明：“统计学乃科学的科学”“许多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等是因为经过了统计的整理，得了可靠的量的结果始成为科学的”“就是未成立的科学在经过统计学的洗礼以后也成为科学了”（艾伟，1933）。

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毕业的金国宝（1894-1963），1923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国公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统计学、经济学，继1925年编写《统计新论》后，1934年出版代表作《统计学大纲》。该书内容新颖，体系严谨，理论联系实际，基本确定了此后中国高校统计学原理教材的体系及定义，被各高校纷纷选用，截至1950年以前再版了13次。此外，各时期统计留学生编著的统计学论著和教材还有寿景伟的《应用统计浅说》（1923年），陈炳权的《统计方法》（1934年），李蕃的《人口动态统计方法》（1935年），沈有乾的《实验设计与统计》（1946年），薛仲三的《高等统计学》（1948年），朱祖晦的《统计学原理》（1949年）等。

（三）深入开展统计学相关研究

在战乱频仍的艰苦条件下，统计留学生仍然取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赞誉，将中国统计整体上推进到世界先进水平。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次在全国推选院士81人，统计留学生群体中有4人当选，分别是生物组的袁贻瑾和吴定良，数理组的许宝騄，人文组的陈达。袁贻瑾1928年由北京协和医学院派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与公共健康学院的生物统计系进修，该校是全世界公共卫生管理领域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袁贻瑾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1931年又获得生物统计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遗传对人类寿命的影响——基于1365年至1914年一个中国家族的数据”编制了地区生命表、计算平均预期寿命。吴定良毕生致力于我国体质人类学的创立和发展以及人类学人才的培养，是我国首位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统计学家。吴定良利用最新的生物测量技术，在河南安阳市殷墟、侯家庄等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学考古发现中解决了关键技术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针对贵州、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体质调查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也是该领域的重大突破。

许宝騄在概率论、统计推断、多元分析等领域的显著成绩为世界瞠目，成为国际顶尖学者。1945年6月，正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许宝騄应加州伯克利大学耐曼教授、哥伦比亚大学霍特林教授联合邀请赴美讲学，耐曼认为许宝騄才华和贡献堪称新一代数理统计学家中的佼佼者，称许宝騄在昆明防空洞里取得的研究成果是个奇迹。许宝騄在美期间，先后在伯克利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任教，参加了1945年第一届伯克利数理统计和概率论讨论会。尽管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都希望许宝騄继续留在美国，许宝騄仍然在1947年10月毅然回国，此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把自己的卓越才华和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

陈达长期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倾十年心血，积教学与实践经验完成《战时国内移民运动及社会变迁》（1944年）、《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1946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1946年应普林斯顿大学邀请，陈达赴美参加该校200周年纪念活动并宣读论文《中国人口选择调查研究》，1948年当选为国际劳工组织专门委员、国际统计学会会员。陈达和密西根大学统计留学生戴世光以及社会学家李景汉等人，在昆明相继进行了呈贡人口普查（1939年）、呈贡人事登记（1939—1940年）、呈贡农业普查（1940年）、昆阳人事登记（1941年）、环湖市县户籍示范（1942年）等多项调查和研究，发布了《云南省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初步报告》（1940年）、《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1944年）、《云南省呈贡县昆阳县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1946年）等一批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成果，为新中国大规模人口普普查奠定了基础。

统计科学本身是理性客观的，充满严谨求实的科学魅力。统计如筹算，虽无情，然运之者有情，以吴定良、许宝騄、戴世光等为代表的统计留学生，用惊世才华和不竭热情，为我国现代统计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为世界统计科学水平的提高和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为后辈学人留下了不忘初心、不负韶华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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